2012年8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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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中国模式”的讨论


    近年来,“发展模式”和“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议的课题之一。讨论“发展模式”问题,需要有世界眼光,就是联系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得出如实的结论。
世界已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综观当前国际形势,可以概括为以“三大三化一深”。“三大”即“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三化”就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深”就是国际权力结构深化发展。
如果能以国际政治全局发展为基准,讨论和探索世界“发展模式”的历史与现状及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就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准确的认识。
    苏美欧“模式”的变迁历程
苏联模式的失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20年前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也就宣告失败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模式曾经有过辉煌。二战前,苏联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打下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二战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世界上经济第二强国,科技和教育发展水平列入世界最先进行列。苏联的成就,使当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苏联在达到成就的顶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最后导致解体。这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外原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主要有以下几条:1、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脱离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潮流。3、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经济片面发展,经济效益下降,社会危机因素增加。4、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问题日益严重。5、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6、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除上述原因外,同时也要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因为苏联模式的中晚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与歪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表现。
“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模式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有四面旗帜,即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这也就是现代美国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新自由主义前10年推动经济自由竞争、推动并实施私有化和市场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发展,也给美国带来了10年繁荣。中期10年,美国将新自由主义向世界推广,使之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发展模式。但事实上,起源于向拉美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使拉美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美国为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发动战争,颠覆合法政府,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化第二波”,把伊拉克作为在中东推广民主的样板,在一些国家搞“颜色革命”,千方百计要将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和俄罗斯。并且“华盛顿共识”也蔓延至美国的传统盟友西欧国家。克林顿、布莱尔倡导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要把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并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欧洲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变化说明,这条道路走不通。“华盛顿共识”在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势下遭到广泛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不能把一国的发展模式推广为世界各国的唯一繁荣之路。同时也要看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在内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仍然具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只是被质疑,而不是终结。虽然“美国模式”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烙印,但“美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和实践,其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未变。
欧洲模式在困境中寻求出路。欧洲模式又称莱茵模式,是同美国模式并列的两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两者有共同价值观,但各有特色。欧洲既是资本主义发祥地,又是社会主义发祥地。因此,欧洲模式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包含社会主义因素。欧洲模式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天主教和基督教伦理的混合。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同时平衡竞争与垄断;以凯恩斯的政府适度调节为基础,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社会稳定原则为基础,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战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欧国家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导,赢得了经济的繁荣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预,欧洲模式受到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同时,欧洲模式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欧洲国家财政困难,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2008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使虚拟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国际化的欧洲金融业陷入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甚至超过美国,这也暴露了欧洲模式的弱点。但欧洲模式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的理念与基础并未消失。欧洲模式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为了应对危机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欧洲国家提出了以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变革为方向的“新欧洲模式”,或称“欧洲模式现代化”。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形成发展模式多样化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由新兴经济力量演化为经济、政治综合力量而登上现代国际政治舞台,正在冲击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经济秩序,并改变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由“西方中心”向“西方—新兴中心”转移。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世界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模式”概念的演化。“模式”一词有多种含义和不同的解读。但一般的理解是,“模式”是一种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独特的、以及可以推广和可以模仿的成功经验。“模式”这个词来源于手工业器皿制造的一种模具,不能“复制”即不能成为“模式”。反之亦然。
历史地看,最乐于宣扬自己“模式”并推广于世的现代国家,是苏联和美国。苏联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样板”,形成“苏联模式”,强迫“兄弟党”、“兄弟国家”接受。谁不接受就是“离经叛道”,就要“革出教门”。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都是典型例证。最后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破灭。美国则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号,漠视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以美国的硬、软实力为后盾,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形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遭到置疑。欧洲模式也意欲向外推广,但不具有美国的强势,非其不为,实力不足。
由于新兴大国不愿意接受外来强制性的发展模式,坚持走结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由此,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向性,即不主动向外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准确地说可以称作“发展道路”。印度模式、巴西模式、俄罗斯模式、韩国模式、南非模式,也可以称为“印度道路”、“巴西道路”??理解“中国模式”也可以此为基准。各有特色才形成模式的多样性。
第二,新兴大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在于新兴大国的发展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殊性在于新兴大国之间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影响各不相同。虽然有相似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及共同发展经济的需求,但发展路径各不相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选择了既非传统西方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则是转型国家,走了自己的强国之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金砖五国”正在加强经济合作,也在探索发展模式方面交流彼此经验。新兴大国就发展模式正在形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相互交流发展战略思考和共享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或推广给别的国家。这种认识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定律。
第三,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在探索之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采取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措施。但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对新兴大国有颇多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与技术优势,损害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企图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新兴大国存在着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及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并没有定型的模式可言。
      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替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已有好几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更加热烈。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宣扬“中国模式”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仍不太清楚。问题在于,对“中国模式”如何界定与定位,能否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分析。因此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更不宜宣扬有特定含义的“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在实践与探索之中。从深层次思考出发,应清醒认识到,中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在摸着石头过河,仍要十分谦虚地学习别人的好的经验。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就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也在不断探索中。因而,现在就对中国经验提出具有完整系统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并提升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在论证和宣扬“中国模式”的一系列文章中,普遍突出了两点。首先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世界第一。10年来乃至30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次是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为世界唯一。
仔细推究起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是“贡献”和“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
中国的发展奇迹令世界震惊。但一种“模式”是由综合因素合成的,并非仅是经济总量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还存在不少负面问题。如经济转型有待时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制刚刚起步,市场经济还在摸索阶段,民主法制不健全,贪污腐败严重等等。
现在宣扬“中国模式”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首先是增加国外对我国的疑虑。其次会增长中国国内对经济发展的浮躁情绪,不能正视和反思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有一种“模式之争”。这是西方国家挑起来的,目的是歪曲、贬低和阻挠中国的发展。我们在选择我国定位性和战略性用词上要特别慎重。
就理论和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尚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也处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危机可以同时是二者制度创新的动力。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非绝对对立。由于市场经济有共通性,两种社会制度在各自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可以相互学习。也就是说,不存在“模式之争”,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与学习。

潘维:中国经济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

  近期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这一提法的争论不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较之西方300年的进步,中国60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力量;中国的成功在于以60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于偏离这条道路。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三个核心部分,即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本刊记者主要就“中国经济模式”的话题采访了潘维教授。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潘维: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原因的归纳。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60年是大变迁的60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这里要说明,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的侵略战争。

  还有人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人眼里,共和国的前30年是失败,后30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

  记者:在您所提出的中国模式结构中,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这三方面的子模式,您为什么要归纳出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一争议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事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一些学者把中国经济成功解释为“私有化加市场化”。然而,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众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60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30年。在这30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30年年均9.8%的飞跃式增长打下了扎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是偏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19世纪的英、日、德、法,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如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

  中国不反对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然而,竞争也会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目标异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一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能快速发展。

  可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助于防止西方教条的干扰。

  记者:怎样概括您所提出的“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三要素”指的是劳动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资本)。土地加劳动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动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劳动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可以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四要素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概括为由四大支柱组成:

  一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公有,民间主体拥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二是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类企业及事业机构。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一批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此外,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有的也能自负盈亏。

  三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它们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四是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激烈程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正如中国今日已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者。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有”,主要体现为前两大支柱;另一部分是“民有”,主要体现为后两大支柱。“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中国经济模式可称为“国民模式”。

  记者:如何理解“国有”与“民有”这两部分的功能?

  潘维:“民有”经济的两大支柱性功能在中国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提供就业机会、保障竞争效率等方面,这大家都能看到。但现在不少人看不到国有经济的两大支柱性功能。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有重要的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各类大型企事业机构也有重要的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并拥有实施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3)组织建设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可以说,“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共同组成“国民”经济模式。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

  记者:中国经济模式与其他经济模式有何区别?

  潘维: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完全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义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各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资本与劳工几如一家。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我国台湾省“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其次,中国已是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国家,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干预有限,尤其对众多民有中小企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和利益的统一体,它们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当“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可以适当收缩国有经济,引入民营经济。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

  记者:有些人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国退民进”是方向,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又出现了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您如何从“中国经济模式”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潘维:对这一问题可以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认识。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延续演化的结果,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经济,脱胎于共和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绝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原著,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计划经济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前30年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也建成了强大的国防。此时,计划经济的动力随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缓解而枯竭。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圈地、移民、掠夺、发动战争;但追赶西方,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定目标。因此,恢复利用市场机制是早晚的事。当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之后,我国继承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两大宝贵财富:国有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这两大财富成就了我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使之拥有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

  有些人批判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像欧美那样实行全面的“要素”市场化。为什么我国不能放弃土地的国家控制权?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供给不可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只能被“炒作”。较之美国,我国可居住的土地并不多,人口却几近美国人口5倍。耕地由国家和集体控制,国家和集体周期性地按照人口变迁调控土地的使用权,使每个公民都有安身立命之处,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首要支柱。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将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中国必然天下大乱,流民遍地,导致政治上的崩溃。国有土地,在农村意味着“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意味着“居者有其屋”;在中小企业意味着低税率。正因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我国才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拥有社会安定和良好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土地国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要求,符合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也是公有的,为的都是保障居者有其屋。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是我国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安全和道义的保障。

  还有些人批判攸关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他们自造了一个貌似“学术”的词,“所有者缺位”。他们提出各种私有化政策的理由都是“所有者缺位”。其实,他们的美欧老师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中小企业筑成了我国今天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但中小企业的激烈竞争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催生能与西方企业竞争的大企业。在中国,能与西方大企业媲美的庞然大物只能主要由政府打造。中国能拥有远超一般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拥有较强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担负着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任务,还承担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冲击,抵抗外国垄断企业打压,加入国际资源竞争的任务。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建设了昂贵的基础设施,协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而且日渐成为西方寡头们不敢轻视的一支生力军。这些国有企业取得了“可持续”的成功,获得堪与西方工商业寡头相匹敌的资本和利润,有的成为世界“500强”的成员。有些人一看国有企业成功就惊呼“国进民退”,就视为改革“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

  记者:有的人认为,我国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的“自然”调节功能。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潘维: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没有国有经济,耕地就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地无房无工作的流民数量就会比现在多得多;汽油、水电、铁路、道路、航空、通讯等“天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要高得多;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航天、国防、信息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以及能源、原料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了。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贪婪的私有金融业,而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才属于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业。在中国,恰恰是国有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促进了“藏富于民”。

  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前者走的是资本俘获国家之路,后者走的是国家左右资本之路;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获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今天逻辑依旧,否则美国就不用花费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的“国防”开支了。世界范围的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

  国有经济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舆论界应当理解:缺少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部门,缺少了国有研究部门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有效的市场宏观调控手段,就没有率先冲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的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高新通讯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机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我们怎能指望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可见,包装在西方“自由”理论里的是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迷信,如果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占主导,会把我国变成一个充斥社会动荡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

  现代中国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出色。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这一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60年的实践中磨合出来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成功的模式!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记者 吴 强)

毛泽东《实践论》全文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⑵。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⑷,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⑸。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⑹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⑻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⑼,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⑽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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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 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